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避孕套仅对男性预防淋病有较好保护效果。避孕套对女性的保护显著差于男性。避孕套对女性预防生殖器疱疹的效果也很差，对尖锐湿疣和衣原体感染基本上无效。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效果略好于其他性病。Ｗｅｌｌｅｒ的修正分析显示相对风险率为３１％，而巴西最近的报告高达４３％。这样高的相对风险率意味着什么？
ＵＮＡＩＤＳ和ＵＮＩＣＥＦ最近推荐的女用避孕套资料表明：经过一年观察，使用女用避孕套的意外怀孕率在１５-２５％，如果每次性交都正确使用女用避孕套时，估计意外怀孕率将降至５％。众所周知，避孕套用于预防性性病和艾滋病的效果要比预防怀孕差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强调告诉女性改变和停止高风险性行为，而是要说服她们使用女用避孕套去继续保持性自由生活方式，这是危险的和不道德的。
从社会医学的角度来看，在不推崇性自由生活方式的国家广泛提倡避孕套，将促使性道德崩溃和性自由泛滥。一项对中国医学院学生的研究表明，仅仅阅读一篇提倡使用避孕套的科普文章就使学生对性道德的认同率下降２０％以上。如果传媒大量宣传使用避孕套，其消极作用将不言而喻。
由于性自由生活方式要求终身坚持使用避孕套，自艾滋病流行以来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能够长期坚持使用的人不多，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如此。对中国而言，与其费大力气教人们正确使用避孕套和坚持使用避孕套，不如用同样的力气去提倡性道德。
西方性教育的失败突出地表现在避孕套教育的失败上。以美国为例，不强调性道德和婚前禁欲的中小学性教育导致青少年的性行为又早又频繁，于是不得不在学生中提倡使用避孕套，然而收效甚微。２０岁以下青少年不足人口的１０％，但是，美国２５％的性病患者却是青少年，２５％的ＨＩＶ新感染者也是２２岁以下的青少年，尽管美国的ＨＩＶ感染率已趋平稳，然而青少年的感染率却在上升。每年１００万少女怀孕也居高不下。青少年性乱问题是避孕套教育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问题，克林顿总统为此受到巨大压力，一再声称要采取措施降低少女怀孕人数，但毫无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于１９９６年破天荒地通过２·５亿美元的预算条款，用于支持青少年禁欲教育。这表明西方已经在开始吸取教训，中国更没有理由提倡使用避孕套。
在中国大力提倡避孕套的压力来自有权威、有实力的国际机构。谁想获得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经费援助，谁就必须接受提倡使用避孕套。为什么国际机构改变不了把推广避孕套作为受援国的第一选择，为什么国际机构不尊重、不研究受援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把提倡性道德教育青少年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已婚者不要有婚外性行为放在首要位置？为什么不帮助受援国教育卖淫嫖娼人员改变行为，而是要他们使用避孕套？
